4月29日10时至12时，新闻与传播学院“群策大讲堂”在线上举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王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昕昕做客本次讲座，主持人为副教授朱润萍，我院170名同学参与讲座。

 

王强以“近代中国回族报刊史研究：以报刊的新媒体属性为中心”为题开展讲座，他介绍，本研究中的“回族”界定取自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即将“回回”视作少数民族而非民族分支；回族报刊的研究范围则与先前“做加法”的方式不同，本次研究限定在回族群众创办的商业报刊和宗教报刊。

 

 

 

随后，王强重点探讨了当“报刊”与“回族”相遇，其中呈现的历史图像和内在机理对探讨后发地区、族群的媒介化过程及其结果的个案意义。

 

对于如何理解回族是后发中的后发，王强认为，中国整体近代化浪潮起步晚、发展缓慢，且报纸出现时间滞后，受到后发性制约；而回族大多数分布在近代化进程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缺乏核心技术，再加上回族报纸的出现是由于观念主导而并非信息需求，因此属于后发中的后发。

 

“因为我们国家处于现代化边缘位置，中国知识分子新媒体使用心理也是从边缘到中心移进，在此基础视角下，出现了超媒心理：‘报业兴，则中国兴’。”王强介绍，回族对于报刊使用的历史心理与中国知识分子相同，体现出媒介生万物的超媒特点。

 

 

王强重点阐述了报刊的嵌入——新媒体与后发国家后发族群的结合。他认为，中国回族报刊使用的机制为脱域与嵌入，即“后发国家对报刊等新媒体的使用，并不是按照西方国家的传统进行，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技术背景、地域人文等因素相结合”；而中国广袤的疆域对于近代中国报刊的影响，同样适用于回族报刊，符合从口岸向内陆演化的趋势。此外，限于经济与文化的制约，回族报刊面临无法长期维持发行、报费出现争端、缺少读者与记者编辑等问题。针对近代回族报刊使用的理念和媒介域的混杂问题，王强阐释了印刷资本主义的缺失、印刷设备的缺失和再造、新媒介当旧媒介使用三个原因。

 

第二场讲座的主题为《从自我表征到关系连接：自拍文化研究的“实践转向”》，李昕昕基于对自拍这一视觉文化现象的系统性观察和思考，深入浅出，论证了自拍兼具个体性和社会性、体现数字技术与“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连接关系的判断。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自拍的研究视角集中为媒介表征。”李昕昕介绍，从媒介表征来看，自拍是一种用以表达自我及进行身份建构的的视觉符号，但其亦存在一定局限。“表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自拍的抓手，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其文化意义。但它的主要问题一则在于过于关注图像的生产主体，忽视了技术在自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二则，自拍被作‘完成时’的视觉作品，自然缺少了对其生产环节的关注。”

 

围绕此，李昕昕以三个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研究——“自拍在摄影研究中的实践转向如何发生？”“自拍作为重要的实践形式时，以什么理论进行考察？”“理论框架落地到实践中，如何具体观察实践中的关系连接和生成逻辑？”针对第一个问题，她着重指出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图像的生产和分发过程，图片不再具有先前不可逆的特征，而是可以被编辑和大量复制，传统表征框架就此失效，实践的理论视角因此应运而生。

 

针对第二个问题，李昕昕认为，“社会技术网络”“行动者网络”和“非表征”理论为我们系统搭建了可以理解自拍实践的理论框架，而顾洁提出的整体性和过程性分析策略则解答了理论框架如何落地到具体的自拍实践中的问题——既要关注到实践从生产到结束的流程，又要意识到实践的不同层次，在不同层次中寻找到核心要素，再进一步分析。据此，李昕昕将自拍实践分为了移动实践、触摸实践和分享实践三个层次。

 

通过对三个层次、三个问题的分析，李昕昕最后强调数字技术构成了人们行动、感知、情绪、表达、交往的“底色”，“我”也成为了人机共生的“混合主体”。这为我们在当今环境下更好地处理数字技术与个体的关系提供了一定启发。